小外甥女总算考好了。这是她有生以来的第二次大考试。6年前踏进小学的时候就有过一次，被考过小学好几年级才会做的智力题。这次当然是更难了。她妈，也就是咱妹，为了保险，一气儿给她报了三个名校，周五到周日一天考一个学校，简直跟高考那架势似的。好在前两天考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小姑娘考上了一个不错的学校。这第三天才没再受罪。

            现在的孩子真不容易啊。小外甥女晚上功课就要做到很晚。一周七天没有哪天能完整休息的。英语数学语文都要额外补课。人家都补，你不补也不行。再剩下点时间还要上小提琴课，练琴。一到练琴时间，她妈那严厉劲儿就甭提了。连我们家小妹妹回老家看外婆，想跟小姐姐一起玩，那都是要掐着点儿的。俺家闺女那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到了袋鼠国，比在太果村玩得还厉害。连家庭作业也只是从学校图书馆借来自己喜欢的书每天看一点就行了。

            那天考完后跟家里联系，说是小姑娘发挥得不太好，担心考不上。咱妹跟她那口子情绪顿时低落，说是做什么都没心思了。害得我也大半夜没睡着觉，既心疼孩子，又担心万一真的没考上好学校，会对孩子的自信心有影响。毕竟小学上的是最好的私校，成绩也一直很好。

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时候，回想起了自己数次的考学经历。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一共四次大的考试。

小学时候年级比别人都小，让邻居开了个后门提前上了一年，呵呵。成绩算不错，还得过全市语文作文比赛第一名。从老师和亲友那里知道，初中时一定要去考好学校的，虽然自己没什么迫切感。记得五年记下半学期去春游，和同学们排着队，从那所后来我上了6年的中学大门口经过。当时的我对旁边的女生说，我可不要上这个一中。离家那么远。我要去我姑妈家隔壁那个二中……家里商量过的，离姑妈家近，中午可以去吃午饭。从小带我长大、跟我最亲的奶奶就住在姑妈家里。

谁知道，几个月后，却偏偏被老师作为“种子选手”推荐去考市里唯一的省重点，那个市第一中学。也是同学们排着对走去的参加考试的，要走半个多小时。而且一走就是6年，直到高中毕业。

初中毕业升自己学校的高中也要考的。但那时候的我已经没那么“乖”了，心思都在看小说、看电影、听新歌上。跟几个要好的女同学一起，老是买《大众电影》《小说月报》之类的杂志看。还因为听得邓丽君的磁带，反对精神污染的时候被老师叫去查问过。

学校规定中午要趴在课桌上睡觉。而我总是怕在桌子上低头看小说。有一次被检查老师发现，没收了我刚买的《小说月报》，心疼了好一阵子呢。那时候是不会有闲钱再去买一本的。

初中毕业时，几个姐妹淘约好了要去考幼师。幼师能学钢琴，声乐、绘画等课程，多美啊。比物理化学有趣多了。他们都去考了，偏偏我不行。年龄不够，谁让开后门提前上小学的啊。结果满不情愿地考了自己学校的高中，心想考不上也罢了。但老天爷大概想让我继续锻炼脚力，让我考上了。只能接着天天来回一个小时去上学。

高中就更不乖了。除了英语、语文是自己喜欢的，数学底子还可以之外，历史、地理、政治等要背的课一概糊弄事儿，临时抱佛脚是家常便饭。一听到班主任地理老师说“每人拿出一张小“砖头”心就发慌。地理老师年纪大了，普通话讲不好，小纸头就成了小砖头。

高考报志愿时，小砖头老师跟咱妈说，报保守点，师范学院录取机会比较高。南京师范就不错。言下之意，怕我眼高手低，考不上影响了学校的升学率。那可是常年保持100%升学率的。

谁知道，竟然稀里糊涂考上了第一志愿里面的第一个学校。考试时候大热天，那年头也没空调，我坐在考场后门边的位子上，可以吹到外面的风。有几门卷子提前做完了，凉风一吹，竟然睡着了。班上的尖子学生，大概太紧张，太有压力，有的拉肚子，有的中暑。反而败走麦城。

俺成了考上北京学校的同学中唯一不属于班上第一方阵的人。那年，俺那大学，江苏省就取了俺一个女生。我只看见校名上的语言二字就选定了，连报考的专业是做什么的都不知道。歪打正着学到了自己喜欢的专业。

等到八九年后，在太果村考研的时候，又是坐在后排。不过教室里那是有空调的，不凉不热正舒服。舒服的结果当然又是睡着。

前两天跟朋友聊到血型跟性格的关系，朋友说，O型血的人属于没心没肺型。从我考学这件事情上看，似乎还真是有点这个劲头。

也许就因为这，才能临场“挥发”好。要是考学的家长和小孩子们都来那么一丁点没心没肺，说不定结果反倒皆大欢喜了。真没准。

过年的记忆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家里的年夜饭。

那时候的年夜饭有几样菜是一定会有的。冷盆会有五香牛肉、红烧排骨、凉拌海蜇、五香熏鱼等等。熏鱼就是用凭票买来的大青鱼做的。先要把鱼肉片成鱼片，放理料酒、酱油、盐、糖、五香粉、麻油等佐料腌几个小时，然后再过油。炸得差不多了，就把鱼片放进已经煮开，正在炉子上咕噜的调料锅中，并很快就拿出来，因为煮的时间长了，鱼肉太软烂，口感就没那么好了。凉了之后，熏鱼就很入味了。

有冷盆，就还要有热炒。记得好像热炒也就是肉丝炒韭黄，清炒蹄筋，溜鱼片、虾仁焖蛋、红烧鱼之类的。记忆里平常日子好像从来不吃蹄筋的。而后来很多年家里竟再也没吃过蹄筋。

然后就是一些所谓的大菜，大概就是那些大鱼大肉、汤汤水水的东西。无锡人过年当然少不了肉酿面筋。肉馅里面加点青菜、香菇碎，酿进油面筋中。在锅中加水煮开，加入酱油、盐、糖等佐料，就行了。

            还有一样从小过年必吃的小菜，就是蛋饺。现在回去看，菜市场上都有现做现卖的现成蛋饺。小时候都要自己一只一只做出来的，很费功夫，而且最好用煤炉，火力不温不火，恰到好处。先要打几吃鸡蛋，搅成蛋液。主要的工具是一把金属的半圆汤勺。先用筷子夹着一小块肥肉在热的汤勺里蹭几下，这样蛋液下去就不会沾锅了。在蛋液完全收干之前放入肉馅，用筷子夹着将蛋皮对折，封口，成为一个饺子的形状，就好了。

             按照家里的习惯，吃饭必须有汤。年夜饭的汤当然就更丰盛一些。鸡汤里面会加入香菇、笋片等等辅料，热气腾腾端上桌前，再抓一把豆苗放进去。有时候会是鱼汤。在小时候的记忆中，那都是鲜美无比的。

            这些菜，如今看起来，无非就是些大鱼大肉。有的都比较油腻。一下子吃那么多，更有种暴饮暴食的架势，不太符合健康标准。但那总是一年中最丰富的一顿饭。

还有几样菜，年夜饭时候是不上桌的，但却是那时候春节期间的必备食物。妈妈总是会做几样素菜，在早上晚饭时候过泡饭用。有一个是黄豆芽炒油豆腐丝。黄豆芽的样子很像玉如意，所以外婆等老一辈人都把它叫做如意菜。过年的时候吃如意菜，当然是为了讨个好彩头。另外一样是芥菜炒豆干。把芥菜和豆干都切成细末一起炒，出锅前要加点糖。很多年没吃了，但至今都记得那有点辣有点甜的特别味道。

            这些菜名现在听起来已经觉得很遥远了。十几年没在家里吃年夜饭，连印象中总是在厨房忙碌的妈妈，每年也都在妹妹的鼓动下“偷懒”去酒楼吃年夜饭了。要是想重温那些儿时的美味，大概只能靠我自己动手了。问题是，再吃起来，还会觉得那么可口吗？时过境迁，那时的佳肴美味，恐怕只能在记忆里回味了。

            回忆了好久，关于过年的记忆最早只能追溯到小学的时候。

            那时候吃用的东西平时都要凭票购买。过节则有额外供应。从放寒假开始，妈妈就会让我拿上家里的户口簿和票证本，去粮站、副食店买年货。有的东西按户供应，有的按人头。记得过年时候才有供应的东西有：带壳的花生、生的香瓜子，也就是葵花籽、花生糖、寸金糖，还向还有水果糖。菜油会在平时每人每月半斤的基础上增加一些。买这些东西都要排队，小学生放假在家，自然就义不容辞。每次父母都要再三叮嘱，不要把户口簿和票证本弄丢了。过年还凭票供应当地人都很喜欢吃的大青鱼，记得是每人一斤的定量。

            瓜子花生买回来要自己炒。用洗干净的沙子，在煤炉上慢慢炒。江南冬天阴冷，坐在小煤炉前炒花生是个能取暖的好差事，我会争着做。炒到花生外壳稍微有点焦，开始爆出噼里啪啦的声响的时候，就香气四溢了。常常会忍不住迅速地从锅里拈出一颗出来尝鲜。可热的花生还不脆，烫到了手还没吃到脆花生是常有的事。如今卖的现成的烤花生，无论如何是不会有那样的香脆的。

要是炒香瓜子，炒到有爆响声后，还要加一点用糖精和盐调出来的汁。刺啦啦一阵，等再炒干了，就好了。这样的瓜子吃起来甜中带咸，是那时候的美味之一。

            还有一样吃食，爆米花，也和小时候过年的记忆密不可分。我们那里叫炮炒米，因为我们用的是大米，而很少用玉米。每年过年前几天，爆米花的苏北人总会在傍晚时分出现在院子前。苏北农民在冬闲时节到城里来挣些外快。那时候，谁家的女儿要是嫁了个苏北女婿，是要被左邻右舍暗地里笑话的，那个地区当时确实很穷。

一阵南腔北调的吆喝之后，前院后院的小朋友们就会拎着大米、口袋等从家里跑出来，排起队等候。爆米花里面也要加糖精的。每年来的虽是不同的苏北人，但他们却似乎都穿着黑棉袄，脸上手上也都是黑乎乎的。红彤彤的炉火在夜幕中闪烁，烤得人暖洋洋的。小孩子们不停地笑闹着。只有当苏北人停止摇动，把那个装满米花的黑乎乎的爆锅伸进一个同样是黑乎乎的布筒子里的时候，孩子们才会骤然停止笑闹，捂起耳朵等待那一声巨响。把出锅的米花倒进自己家的口袋里，就大功告成了，可以一边吃着，喜滋滋地走回家了。那时候，爆一次要花一毛钱。

过年的记忆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家里的年夜饭。

(回头接着写）

         在阿信倒台后的第三天，我出发去了香港。

         不知是不是因为我总是说香港对我没有吸引力，并不太想去之类的话，我的首次香港之行一波多折。先是嚷嚷了很多次而没有落实。一年前终于出了机票，定了日子，却又两次临时变故。这次真的下决心了，临走前两天来了政变，没白天没黑夜赶稿子的情况下，行装都是在半夜两点多眼睛几乎闭上的情况下收拾的。

         到了机场居然闹出找不到机票的乌龙也就不足为怪。头重脚轻的一番折腾之下，8点的飞机变成了下午3点半，香港的午茶变成了曼谷机场的味千拉面。晚饭的粤式大餐为机上套餐所取代。好在到酒店时候才9点，赶上了夜宵。

 味千拉面套餐中的冰激淋。

         但是折腾的路上难得地看到了彩虹。候机的时候还看到了几架机身漆得非常漂亮的飞机。Don Muang机场9月28号就要走入历史了。很多家商店都在打包收拾。说起来，这个机场在我这十几年的生活中还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自己来来回回不下五六十次，接人送人也多次，一切都很熟悉了。大而无当的新机场还不知道会是什么样。所以我下决心要赶在机场关闭前完成香港之旅。

 不知道什么时候下的雨，彩虹倒看见了。

 登机时透过通道里的落地窗拍的，我就坐在机翅膀那儿。

         本来要去太平山顶看夜景的，现在却透过飞机的舷窗看到了几千米高空的云层和夕阳。大约比山顶夜景更难得看到吧。行程状况多多，让我变得格外多虑，一直生怕出现下了飞机过不了关，被送回曼谷之类的场景。直到赤蜡角机场海关的工作人员给我在护照上“啪”地一声盖上允许停留30天的大印，心里才稍微踏实了点。

 飞机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天色渐暗，云霞渐浓

落没前的辉煌

         机场内有很多旅游资料。如果是自助行，不妨先在机场买好“八达通”卡，押金50，车资50起卖，可以增值，可以退回。除了出租车要付现金以外，这张卡任何公共交通工具都可以用的，避免了要准备很多零钱的麻烦。香港公交车都标明不找钱的。所以刷卡就好。

         我还在侯客大厅B05号中旅社柜台买了一张当地的电话卡，据称是打到大陆最便宜的卡，和本地收费一样，一分钟两毛五。这卡叫人民卡，两种面值。我买的是98元那种。

         机场到酒店的班车89元。等了半个多小时才出发。期间打了一些电话，还虚惊一场听到了BOSS被军管会叫去的消息。打回村里才知道根本子虚乌有。关于国内媒体，我就不多说了，以免破坏游兴。

         出了机场，大巴在空旷的公路上疾驰。经过了几座大桥，也经过了一片又一片的楼群。灯光明亮高楼，向我散发着最初的香港气息。半个多小时后，公路开始变成街道，一个个电影里听熟的地名扑面而来，擦身而过。我真的到了香港。

        星期六是腊月初八，熬了一锅腊八粥，第一次按照北京人的风俗泡了紫皮腊八蒜。星期天是一月八号，孩子奶奶家的黄历上说这是个黄道吉日。而我每次听到、看到、过到一月八日这一天，总会条件反射般地想起小学时候那个寒冷的一月八日，那个凄风苦雨的一九七六年。看一眼桌上的台历，2006四个数字鲜红夺目。三十年过去了，怎么感觉日子的速度比神六还快呢？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的早晨，我还在睡被窝里，被爸爸摇醒了。还没睁眼就听到了有线广播里的哀乐声。父母的表情严肃而悲伤。哀乐过后，听到了讣告和一长串的治丧委员会成员名单。那年头，这个名单似乎也是一个政治的风向标。这个名单算是广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内容之一吧。才二三年级的我就能背得滚瓜烂熟，要是名单出现了什么变化，一下子就能听得出来，虽然那里面的变化对我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那天到了学校，五十出头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的眼睛都是红红的，同学们也都不敢嘻闹了。没过几天，在学校里的操场上举办了追悼会。我平生第一次开始学做白色的纸花。我好像从小就有点完美癖，做得不好就再做，因此完成得比别人都慢。

         三个月后，父母们变得忙碌。扎纸花圈，传抄纪念诗词等等，妈妈更是参加了当地的四五游行。晚上，父母的同事朋友常常聚到我们家，小声地说着一些不让孩子听的话。说到气愤时大声起来，也会马上警告孩子们千万不能出去告诉别人。有几天妈妈总是很晚才回家。过了一阵子，才能大人的谈话中得知，妈妈几乎就被抓进监狱去了，因为有人出面替妈妈说话，我和妹妹才幸免于难，没有成为“政治犯”的子女。

         又过了三个月，广播中的哀乐又一次响起。一个曾经排在中共中央治丧委员会名单前列的名字出列了，却出现在了标题上。不到一个月后，华北大地抖了一下，抖掉了数十万人的生命。连我所在的江南小城也在礼堂、操场，所有的空地上搭建了防震棚，晚上都带着水和干粮去棚里睡觉。家里那张有年头的榉木桌子下，也时时都备着水和饼干桶，还有压缩饼干。医院里有华北来的伤员，缺胳膊少腿，医院仿佛成了战争电影中的包扎所。

         9月，哀乐再一次想起。那天是在下午放学后，大概四点多。我和同学一路听着哀乐走到了家里。虽然还小，但是那个名字还是让我着实吃了一惊。这次，要做的白花更多了。好在已经是第三次，我已经熟练得多了。街道居委等也举办了追悼会，我跟着奶奶一起去参加。奶奶哭得老泪纵横，还记得她对我说，多亏毛主席，让象她这样旧社会的女工过上了吃饱穿暖的日子。奶奶当时一定太伤心了，她没想起，奶奶家解放初期住的小院子被公有了；奶奶年轻时在纱厂做工攒钱买的金戒指金耳环是四旧，一钱不值了；爱美的她穿的窄腿裤被红卫兵剪了，头发不准烫了，以前拍的象王丹凤、白杨那样的上颜色的明星照被烧了……。但她记得，新社会有劳保（退休金），女人不用靠男人过日子了。

         又过了一个月，作为学校文艺队成员的我，就在课余成天忙着排练腰鼓，踩着锣鼓点儿出去游行了。游行队伍的前面有美术老师做的四个小丑般的纸板像。

         那一年，不管大人还是小孩，都经历了大悲大喜。但那是一个时代的悲喜，似乎并不关乎个人。我庆幸那个时候已经有点懂事，那个峥嵘岁月的许多细节都还记得清清楚楚，包括那年一月八日早上我被爸爸摇醒时睡的那张床的朝向和我睡的位置。

         而眨眼间，已经三十年过去了。那时候我们住的那栋二层楼早被夷为平地，被几十层的商品房取代了。三十年间发生的很多事情远远比那一年的事件更波澜壮阔，惊心动魄，但也许是壮阔惯了、动魄多了倒反而麻木了，反而模糊了记忆，甚至是非曲直、正恶好坏的标准都似乎发生了变化。但我还是愿意相信，那是一个值得让人缅怀的人物。

         而三十年后的今天，我的女儿已经到了跟那一年的我一样的年纪。她还天天腻着妈妈搂搂亲亲，或吃着爆米花看着美国电影的时候，她一定不会知道，她妈妈的9岁听了那么多次的哀乐，扎了那么多的白花，住了那么久的防震棚，背着很重的腰鼓游行了那么长时间。当她长大了，会在历史书上看到这一段吗？会向她妈妈问起那一年的点点滴滴吗？

         等着那一天……

      以上是从官方新闻社的报道中摘选的一部分关于金鸡百花电影节的一部分数字和评价。一个国内的电影节尚且如此，办起国际性的大型活动来会是什么样子？还不是“大刀向，与会者的头上砍去？” 相信经过这些年改革开放大潮的洗礼，国人以钱为本的商业意识一定会在近几年内迅速越升世界领先地位，并在2008年之际攀上顶峰。奥运大饼定可让很多人撑得脑满肠肥。让可爱的、承载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积淀的贝贝、晶晶、欢欢、迎迎、妮妮带领全国人民沿着奥运的康庄大道飞奔向钱吧。

      顺便提一句，BOSS投资的一部影片继获得了文化部奖、华表奖之后，这次又获得了金鸡奖最佳..片奖。但是我们的这部影片，当时在院线上映才两个星期，就被殃视在未作任何通知的情况下，擅自在第一套节目晚间黄金时间播出，严重侵权，导致我们院线放映大大受挫。经多次交涉、施压，殃视不得已支付了这部电影的投入成本。但对造成的盈利损失置之不问。据殃视称，是中共中央广告部（俺们村这么翻译的）直接下令殃视播出的。

一、女儿的游戏

打弹子

         女儿最近迷上了打弹子。红红绿绿的玻璃弹子书包里放了好些。放学回来也要先玩上几下再开始做作业。她似乎还是有些感觉的，每次都能击中另一个球。我小时候也有很多漂亮的玻璃弹子。不过打弹子的手艺却并不咋地。那时候，打弹子似乎更多地是男孩子们玩的一种游戏。我搜集那些弹子，纯粹是因为看着好看，有单色的，双色的，还有里面带着各色螺旋花纹的，也有全透明的。花花绿绿的，在那个年头是难得的漂亮玩意儿了。

跳皮筋

         没多久以前，女儿最热衷的还是跳皮筋。不过他们用的皮筋跟我小时候的不一样。我们小时候跳的是一根韭菜叶那么宽的长长一条，浅蓝色的，弹性并不很好，很容易断。跳的时候，两个小朋友拉着皮筋，一个人跳。要从低到高从宽到窄过很多个关。刚开始是套在脚踝处，再到小腿，膝盖，大腿。然后是整个手掌，再到手指。最细的指套住一个手指。跳的人要把这只差一指宽的两个皮筋一举“劈开”。记得我跳过齐肩高的“一指禅”。一边跳，参与的小朋友们还会齐声唱着童谣，起到控制节奏和花式的作用。什么“落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等。可惜更多的已经记不住了。那时候，放学以后总是要在家门口的小弄堂里跳上一会儿。小女孩们轻盈的身影随着清脆的歌谣上下飞舞，乐趣无穷。不知现在无锡的小姑娘们还是不是有这样的游戏。

         泰国小孩子跳的是用小圆圈的橡皮筋编起来的。女儿跟她小姑学会了编的技巧，只见她把皮筋分别套在两个大脚趾上，双手不断前后上下套来套去，不一会儿就编出了很长一条。这样的皮筋很牢，怎么跳都不会断，比我跳过的耐用多了。哪天去女儿的学校看看泰国的皮筋跟多年前江南的皮筋是不是异曲同工。

         想来想去，女儿玩的游戏中，与我们那时候类似的，好像也只有这两种了。现在的孩子，玩得更多的是游戏机，电脑游戏。我们那个年代因陋就简，花费不多的游戏恐怕都要绝迹了吧。而对于我，回想起来，还是另有一番情趣在心头的。随便聊聊想得起来的几种吧。

二、妈妈的白相物事

叠手绢

         用一块小小的手绢，可以叠出很多种不同的玩具。什么衣服、裤子、帽子那是不在话下。还能叠出一些小动物，比如布老鼠。小小的头，圆柱形的身子，细长的尾巴。叠好后，放在手腕处，另一只手对着布老鼠轻轻一弹，老鼠就会“腾”地一下窜出去，窜到小伙伴的身上。虽然很简单，女孩子们在一起却每每百玩不厌，胆小的还会像真的碰到老鼠那样尖叫几声。现在的孩子们常玩的也跟这老鼠有关，鼠标是也。很具有女性意味，在传统女性的生活中扮演着特定角色的手绢，也被各种包装漂亮的纸巾

踢毽子

         冬天时候玩得最多的就是踢毽子了。毽子都是自己做的。从家里找出几个老旧的铜板，中间有个圆孔的那种，也不只是哪朝哪代的古董。包上漂亮的碎布，缝上鹅毛管，插上几根光亮的公鸡毛，就成了。那时候学校离家很近，每天中午都会回家吃饭。等着妈妈准备午餐的功夫，我总是一个人在朝阳的房间里踢上一阵，脚上穿的是每年奶奶亲手做的棉鞋。正脚几下，反脚几下，还能左右开弓。最厉害的是把一个脚绕到另一个脚后面跳着踢的。踢得浑身暖洋洋的。

         去年冬天去北京，见到商场里有卖现成的毽子，2块钱一个。买了一个回来给女儿看。女儿让我示范，可惜这里终年炎热，在家里连袜子都不穿的。没了奶奶的爱心棉鞋，光着脚踢毽子，终无法施展身手。大概身手本来就不比当年了吧。人事已非，奶奶也走了十四年了。

翻骨牌（麻将牌）

         用碎布包上红豆或绿豆，做成一个“豆包”骰子。用奶奶的老骨牌，和几个小朋友一起玩翻骨牌。一般用四张骨牌，分几个关。撒开后，先是要把每张牌都翻到一面，然后再把牌立起来，分竖立和横立两种。再把骨牌摆成面对面的两对。而这一切，都必须在扔弃的豆包骰子下落的一两秒钟内完成，完成以后还要接住骰子。小小的游戏，玩得小姑娘们个个成了眼明手快的机灵人。

九彩游戏棒

         小时候，爸爸妈妈工作很忙，晚饭常常都是自己烧点泡饭解决的。一付游戏棒陪我度过了独自等待爸爸妈妈回家的很多个夜晚。

         游戏棒有很多根，也有很多颜色。红橙黄绿蓝，颜色不同，分值也不同。其中有一根叫金箍棒，上面是一段一段很多颜色的，分值最高。当然，我一个人玩，也就无所谓分值多少了。

         玩的时候，还是颇有技巧的。撒开游戏棒的时候就要把手抓住顶端，从上面放手，这样棒子散得开，挑的时候就容易多了。玩的时候可以用手指拈、拨；或用一侧手指按住一头，等另一头翘起来以后，用另一只手移出棒子。也可以用游戏棒挑、拨。有时候要屏住呼吸，以最轻微的动作把某一根游戏棒解放出来。而对于搭在另外几根棒上悬着的某些棒，却需要用很有爆发力的猛劲一挑，才能不殃及“池棒”。因为只要另外的游戏棒也动了，就算完局。

         玩游戏棒，最重要的是耐心。对我童年岁月中那些只有收音机相伴的孤独夜晚，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吧。

         还有很多，摇到外婆桥啊，摸瞎子啊，老鹰抓小鸡，抬轿子啊，木头人啊，吹肥皂泡啊，折纸啊，算二十四啊，搜集糖纸等等。虽然简陋，却也是童趣十足。尤其现在回忆起来，虽然会感叹岁月流逝，但那些过去了的，却都成为了“亲切的怀恋”。

      你们儿时都有哪些游戏呢？

         前几天，作为一个门户网站博客大赛推广活动的一部分，余秋雨也在那个网站开了自己的博客。和朋友谈起，要是那个陈什么在世，估计也得开自己的博客。陈什么呢？名字好像就在嘴边，一时却说不出来。脑子里不知怎么浮现的是陈明远这个名字。陈明远的名字一在脑子里出现，那个我也很喜欢他早期一些画的陈什么的名字就想不起来了。

         可以加在陈明远这个名字上的定义也好，形容词也好，不止一个。他是教授，学者，文化人，科学家，文学家，诗人，小时候就是神童，后来还被人称为传奇人物。这些离我都有些远。在我眼里，他就是一个曾给我们开过课的老师，我们的陈老师。

         大四的时候，陈老师给我们开了一门课，现代语言学。主要教材就是他自己出版的一本书《语言学和现代科学》。说起来，他是个科学家。但是他在社会科学尤其是语言和诗歌方面的造诣确是有目共睹。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治学的严谨总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精通数门外语的陈老师，在课堂上并不是拿着自己的书照本宣科，而是旁征博引，洋洋洒洒，常常一举例子就出来几种外语。把我们一帮年轻学子听得佩服不已。要知道，年轻学子也不是好对付的，有些老师的课没有质量，我们可是会不客气地翘课，不客气地在课上聊天睡觉的。

         其实对于陈老师年轻时候的传奇，我们还是有所耳闻的。不过，陈老师从来都没有在课堂上提起过那些事情，我们自然也不好冒昧相问。因此，在我们眼里，他多多少少还是存在着一点神秘感，觉得他和我们学校其他老师是有些不同的。对于他校园以外的生活，同学们也觉得好奇。然而终究是没有机会了解到的。他并不像学校其他老师那样住学校的宿舍。他住在中关村那边，中科院的房子。给我们上课是从大四第一学期开始的。印象中，陈老师总是穿着一件卡其黄的长风衣，微笑着走进教室。用他那稍带点上海口音的普通话给我们讲课。有一次，同宿舍的女同学发现陈老师的风衣口子掉了一颗，过了几个星期都没钉上，就悄悄跟我嘀咕，陈老师的爱人怎么没帮他钉扣子啊？其实我知道同学对陈老师是暗暗钦慕的。这也很自然，一个博学的老师，一个有点传奇和神秘色彩的中年学者，没有女学生钦慕倒反而不正常了呢。只不过那个年代的年轻人还是很内敛自律的，因此也就并没有任何的波澜跌宕，甚至连一点涟漪都没有。那个年代，女学生觉得，把钦慕放在心里也是一种快乐，独自守候，也是一种充实。换到现在，女学生们就不会这么安分了吧？恐怕早就发起糖衣攻势了吧？那个女同学，曾经跟我同宿舍五年，两人互为影子。可毕业以后她因为工作的不如意，觉得自卑，与同学都断了联系，包括我。目前都不知道身在何方。应该一切都好吧。

         校园里的岁月总是稍纵即逝，就像我们曾经拥有的青春一样。一个学期很快就结束了。陈老师也很少在校园里出现了。大四第二学期开学后，就再也没有碰到过陈老师，直到那个凛冽初春的那一天。4月15日，一个人去世了。一个多星期后，4月24日，星期一的早上。从来不问窗外事的我照例抱着书本去上课。可一走出学四楼的门口，就碰到先去教室的同学在往回走，说是罢课了。我当然是一头雾水。随即，陈老师出现在学四楼门前，对着聚集在一起的同学发表了一番讲话。看得出来，这一次陈老师真得很激动，讲得很激昂，很有煽动性。整个过程中， 还有热血的同学在下面大声应和的。从陈老师的讲话中，我隐约有点明白了事态

         那是一个多事之春，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发生了很多事情。之后的一个多月中，忙着参与，忙着声援，忙着激动，还兼顾忙着闹点私己情绪，但还是时不常地能听到陈老师的动态，比如他在北大对学生发表演讲等等。

         春夏之交血红的那一天之后，被父母几个电话催着回到了家乡。那个时候，校园里的学生已经不多了，很多人早就四散各地了，反正学校谁也不管我们了。家乡连日暴雨。一个电闪雷鸣的晚上，决心更加不管窗外事的我，窝在沙发上看小说。但电视里面的一条新闻，还是把我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刘晓波、陈明远等几个学者被锁进了专政的牢笼。我忍不住惊叫了一声。刘晓波也是当时我们生活中活生生的另一个人。他当时的妻子是我们的班主任。他和妻子就住在我们学校教师宿舍的一间小屋里，进门后要侧着身子才能绕过大书柜进入里面。这事另话。

         最后一次听到陈老师的名字也就是那次了。可前几天，看到余秋雨的博客，脑子里怎么就冒出了陈老师的名字，想不明白。不过既然想到了，就很想了解陈老师的近况。古狗了一下。看到封从德的回忆录中明明白白写着跟陈老师是铁窗里的同号，确确实实看到陈老师在其中患了精神病。几句话看得我心惊不已，一个博学多才的堂堂学者就这样陨落了吗？对于陈老师来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牢狱之灾了，他应该能挺住的啊。

         不甘心，继续搜索。看到了某读书网站上有陈老师写的书的连载，名字叫《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赶紧看日期，是今年的。舒了口气。再搜下去，看到陈老师这些年还出了其他几本书。

         一颗心彻底放回肚子里。不管他在里面受到了如何的“礼遇”，至少目前，陈老师还是能作他的学问，搞他的研究。相信对文人气质颇浓的他，这样的生活也许就很满足了吧。

         看了书的一些介绍和评论。发现陈老师从研究史料出发，以翔实的资料，向人们展示了中国历史上文化人与钱的丝丝缕缕的关联，应该是很值得一读的。以陈老师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他的书决不会是那种哗众取宠、“学”貌岸然之作。说起来，陈老师论学问，论人品，丝毫不比余某人差。陈老师的夫人赵青女士也是名门之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有人称他们俩为真正的金童玉女，珠联璧合，应该不算过分吧。然而他们两个人，始终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情，不炒作，不包装。因此在目前很多人的视野里，一提到文化人，似乎非余莫属了。实在是件憾事。

         网上小小一番折腾，总算间接知道了陈老师的一些情况。多年前的一段师生之缘，虽然早就断了来往，还是想问一句，陈先生，您还好吗？更要衷心地祝福陈先生这样脚踏实地的学问家平安健康！同样祝福中国所有忧国忧民、却又往往多灾多难的知识分子们！

         一天下午，坐车去新区的妹妹家。路挺远，要坐45分钟。前座两个30多岁、衣着入时的少妇在交谈，话题是各自夫家的长长短短，重点说的是婆婆。嫩黄长袖对果绿短袖诉说着自己婆婆的种种不是。午后温暖的阳光，加上嫩黄不休的抱怨，催得我昏昏欲睡，努力了几次也没听明白她婆婆究竟犯了什么大不是。就在我上眼皮终于要和下眼皮会合的那一瞬间，嫩黄突然笑了几声，对果绿说，不过话说回来，我这个人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我婆婆走之前还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她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以后，就信了天主教，天天为自己的儿子和孙子祈祷。我知道她是不会为我祈祷的。不过按照天主教规定，人死了以后是不能哭的。所以她死了我就不用为难哭不出来了。要说她为我做过什么好事，也就这一件了。哈哈，哈哈。

         我心里格登了一下，眼睛睁了开来。面容娇好、装扮得宜的嫩黄正在得意地笑着。果绿也跟着窃笑。我没笑，醒了。揉揉眼睛，嫩黄的脸有点扭曲起来。

         中果村的超级女声才轰轰烈烈地落幕，这太果村的超级明星节目就粉墨登场了，名为Academy Fantasia。参加者可男可女，没有特定限制。进入复赛的选手还要进行两个月的封闭训练。

         国内的超女没有正经看过，但是从网上就能领略到其盛况空前。太果村的同样没有看过，但却从周围的人身上感受到了跟这里天气一样的热浪滚滚。最近，公司每周五中午管理层跟老板的工作午餐上，嬉笑怒骂家事国事天下事之外，就是热论超级明星了。这群公司的精英们，有资深的专栏作家，著名的主持人，报纸电台电视的主编、主管。很多人都是坐四奔五，甚至奔得更高了。可是在一起谈论起超级明星来，常常会兴奋地手舞足蹈，为自己喜欢的人选争得不可开交。为了争取到更多去现场观看比赛的机会，甚至不惜动用月薪六位数、年龄七字头的集团资深顾问的关系。主办此次比赛的电视台的台长是资深顾问的学生，要一些现场票不在话下。而顾问自己也是超粉之一。顾问可是村里传媒界广泛受人尊重的祖师爷之一，学生遍布政界、新闻界。想必台长看到连自己年逾古稀的老师也如此热衷，一定会暗自得意忘形吧。试想一下，一群平时在报纸上慷慨激昂、在电视里侃侃而谈，各自拥有自己忠实粉丝的大家们，完全不顾董事长在座，忘情地为自己心目中的明星摇旗呐喊，这样的情形，实在是十分有趣。看他们投入的样子，董事长不知会不会与他们平时的工作态度联系起来。董事长一定希望大家对工作也都这么投入的吧。

         而作为在座少数坐三望四的“少壮派”之一、按说应该跟追星族代沟最小的我，却从来都是我自岿然不动，不管中果村的还是太果村的，不管热潮是多么势不可挡。不是我不喜欢凑热闹，不是我自命清高，自认高雅，只是因为无法使自己狠心坚持看下去，不忍心看人家出洋相，也看不得那些痛哭流涕的场面。幸亏太果村里的人还没那么“外向”，还没有“率直”的评委和敢跟评委叫板的参赛者。反正那样的场面我也看不了。既然这些出彩叫座的环节我都看不了，那么不管是超女还是超男，对我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其实，我似乎不应该宣扬自己为坚定的“不超一族”。当我对一个全民运动（不管是中民、英民、美民、泰民）无动于衷，甚至心生抵触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我已经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落伍者，不管自己心里是多么地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不知有没有人跟我一样不敢直面这个事实的。

高中同学来了个妹儿，有人在张罗同学聚会

同窗们还整了个网页，可以上去留言贴照片

激动万分登陆了上去，忙里偷闲留下了地址

回到家里还心绪不宁，这么多年我漂泊异乡

老同学个个都断了信，今年四月才找回两个

聚会又能让游子回归，我心里怎么能不翻腾

进到网页看到了留言，落款的名字十分陌生

去集体相册看个究竟，毕业照里竟不见自个

我的变化居然如此大，连我自己都认不出来

同学面容也个个陌生，再一张张看个人相册

名字和模样似是而非，只见到一个熟悉身影

可她是我的初中同班，我开始怀疑我的记忆

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我怎么会忘得干干净

难道记忆会如此淡去，难道岁月就这么摧人

难道青春真遥不可及，我的心里泛起了酸楚

直到翻到了最后一页，陌生的名字还是陌生

音容笑貌也挂不上号，心里头暗暗谴责自己

居然把那青春的记忆，一骨脑丢到了太湖里

眼眶里热乎乎湿漉漉，转来转去总算没流下

就在此时一念头闪过，我真是这个班成员吗

思来想去解除了嫌疑，这个班应是个理科班

转到文科班之前一年，我们都在理科班煎熬

文科班成员各有出处，这同学跟我并不同宗

她倒已找到了原生地，而我却还在寻寻觅觅

那青涩年华的伙伴们，究竟散落在哪个角落

我也盼着有这么一天，和老同学都聚在一起

叙叙旧事再望望未来，说说儿女也谈谈那位

十七八奔到了快四十，其中的改变让我好奇

我散居中外的同学们，快来我这儿报上大名

不能面叙也能网聊聊，恨不得我也有一张网

把你们一个个都网住，谁也别想做漏网之鱼

直到酒也正酣人也醉，你说我的主意妙不妙

遥远的呼应

         那是四月初的一天午后，我在楼门口迎面碰上了匆匆走出的他。他说，过几天就要出去了，不是东渡，而是西行。这几天正是最忙碌的时候，于是三言两语，互道再见。那时的他，沉浸在走出国门前的兴奋、憧憬和忙碌。而我，也只是转念而过，又走了一个。那时候，不走就是落伍，不走的人是怪人。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学四楼前的那次偶然相遇，竟是一次永久分离的开始。

         十几天后，他就离开了北京。那天报纸的头条是份讣告。当时在学校办公楼打开班级信箱，取出报纸的情景和当时脑子里的一些想法至今还记得很清楚。纷乱的春夏之交后，好朋友火速去到了表哥的同一个城市。与她通信挺长一段时间后，突然收到了一封陌生的来信，陌生的字迹，陌生的地址，打开看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原来是表哥。署名是E打头的英文名字，让我迷惑了很久。说实话，他那有些功力的字迹颇让我有点让我意外，我以为，学音乐干音乐的人大凡从小就不会有时间练字的吧。从来就是写信狂的我于是与E表哥开始了远隔万里的鸿雁传书。要真是有鸿雁的的话，几年时间的书来信往，鸿雁的飞行距离恐怕早就可以绕地球多少圈了吧。

         毕业前夕，外地学生成了谁都不要的皮球，被踢来踢去。成绩名列前茅的我连老师推荐的蓟门饭店接线生的职位都未被录取；妇联也因为没有接收女生的指标而把我们拒之门外。好不容易找到了接收单位，却是在过了卢沟桥车还要走大半个小时的城乡结合部，而全研究院那年接收的应届毕业生中，也只有我一个是学文的，从京城的学校毕业的。在这都市边缘的山村里，在这个研究高精武器的机构里，在那一个个从未见过的所谓高精尖名词里，我开始了我的游离。对我来说，周围的一切都是不存在的存在，而对于周围的一切来说，我是那么格格不入。在这里我找不到归属感和认同感。

         而遥远的海的那端的他，也和那个年代所有洋插队的人们一样，日日夜夜为学业和生存而辛苦着，过着与在国内的养尊处优截然不同的生活。国家级乐团乐手的主业早已抛弃，乐器玩得很转的手也并没有比别人的更灵活一些，在餐馆打工切菜刀切到手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那些日子里，各自生活的点点滴滴，周遭的一人一事，看过的书，听过的曲，或喜或悲，或痛或笑，都化成文字，在欧亚大陆的上空飘来飞去。枯燥乏味、辛劳漂泊的生活，因着这些文字的到来而有了亮色。对于我来说，这些字就是满目枯荒中仅有的一抹新绿。我想对他应该也是同样吧。

         信成了彼此生活的最大企盼和乐趣。我也成了院里传达室最积极的义工，每天负起了给全处几个办公室分发报纸杂志的任务。有时，明明知道信一定还在路上，却也还是照常一天跑上2-3趟，心存着一丝的侥幸，期待着意外的惊喜。而他，即使不小心被刀切破了手指，却还是包着纱布忍痛提笔，为了是不错过给我的生日祝福。那时候，一封信走上十天半个月，甚至就半路走丢了，也都是家常便饭。

         好朋友在上学打工之余和一个门当户对，双方家庭是世交的男孩子陷入了热恋。甜蜜之余，来信说，我看你跟我哥脾气性格、兴趣爱好都挺合得来的，你们俩挺合适的。沉浸在爱里的人，可能都希望所有的人都和自己一样幸福吧。

         而当事人之间却似乎始终只是徘徊在序曲中，一唱三叹，始终没有进入主题。是因为我的矜持害羞和可怕的清高，不愿意让人以为这是我想要出国的一种手段？而他呢？是因为对现实的无奈，对未来的迷茫，还是个性的含蓄过人？明明在心里都已把对方珍藏，却始终没有人捅破那层透明的、薄薄的窗户纸。

         但虽然没有甜言蜜语，没有海誓山盟，我每天只能在从办公室到宿舍五分钟路程之间活动的乏味生活，却因此变得充实而有所期盼，现实中种种的不如意对我而言变得不再那么无法忍受。因为无论如何，在一个个静寂的夜，我都可以把一切在笔端倾吐。而对于他，打工也似乎不再那么辛苦，只因感受得到，在他遥远的故乡，除了家庭之外，还有另一个人也关心、挂念着他，会在他挫折感伤的时候给他安慰和鼓励。那样的感觉真的很美很美，至少对我来说是那样，美得让人不忍使它改变。

         不知道在现在的人看来，这样的所谓交往算不算得上恋爱。也许有点太虚无了，但在各自都前途未卜的情况下，这样一种互相信赖、没有压力的遥相呼应，何尝不是一种尽在不言中的最佳模式呢？

         待续……